近年来，随着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依托于国家先后启动的9大外向型出版工程的扶持，尤其翻译类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的支持和鼓励，开始逐步探索本版图书“走出去”的发展之路，在图书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方面尝试多方寻求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仅以出版“走出去”内容扶持计划的国家级重点工程之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为例，分享我社近年来在图书“走出去”方面的经验。

回首来路，行稳致远。

2010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启动之初，也正值文化体制改革和新文化建设实践要求的提出，因此这项国际出版工程也特别重视推介文化类图书的“走出去”。起初，我社基于作者在国内文化界的学术地位以及出版作品的影响力，在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准备后，着重遴选了李德顺先生等著《人的家园——新文化论》这部精品图书作为宣传对象向外推出。带着试水的态度，通过在BIBF上多方打听以及学者走访推介，我们接触到了邻国日本的社科文化图书出版机构——セカイアイ出版社，在了解了相关图书的学术价值后，对方欣然同意引进版权，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此举也是助力了我们申请“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一套“中国式”的文化理论，能够在国际性的学术对话中得到关注，能够提升不同语境下的人文思考，增加相互理解和相互促进，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以我们出版努力“走出去”来架设文化交流桥梁的目标所在。正是借助与外方出版机构率先达成合作协议并有国家扶持这样一个契机，这本厚重的文化理论图书走出了国门，实现了版权输出日本。

  本书在日本出版并发售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セカイアイ出版社还为此召开了日本学者座谈会及宣传活动，日本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环境哲学家岩佐茂先生还为本书作序力荐本书。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影响力，日文版《人的家园——新文化论》还入选了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这无疑是对出版者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日本セカイアイ出版社出版的日文版图书《中国文化论》

新书出版后日本出版社的发售宣传信息

而后，我社又与作者全力配合，与蒙古国“И Эл И Си Ти”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并在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支持下，将图书《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2009）》输出到蒙古国，首次开启了我社与蒙古国出版机构图书版权输出的合作。

与“И Эл И Си Т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2014）》蒙文版

2013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协议签约现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社共同出版的英文版图书

2018年英文版图书发布会现场

也正是凭借先前的版权输出经验，2013年我们又成功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并于2018年推出了《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民族精神——精神家园的内核》《中国人的命运哲学》四册图书的英文版，并在英语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售。截至2020年2月，《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单本数字图书下载量已达10565册。

瞻望前路，任重道远。

以上成果的取得，激发了我们让图书“走出去”的积极性。也正是借助出版工程的契机，我们迈出了图书走向国际市场的坚定步伐。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明确出版“走出去”对策、提高出版“走出去”质量方面做足功课。

一是在计划性、适时性方面明确“走出去”对策。

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图书，所以要让我们的出版“走出去”，率先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图书与目标落地国本土文化的契合点，即双方首先要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这也是符合版权输出图书质量要求的有效方式。因此，我们在最初的选题策划方面，就应通过切实长效的激励机制不断强化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突破单纯依靠传统文化来宣传自己、扩大受众群体的思维局限，以打造精品意识精耕细作，围绕国家对外宣传重点方向，在主题类、重大时间节点等方面专注于开发基于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价值含量高的图书，让自己拥有更高质量的版权资源。同时要借助各种海外机构的资源平台，迅速了解海外图书发展趋势及选题内容要求，及时向外推送我们优秀的内容资源。出版社要通过统一的集中管理，保证版权输出的合规性，以科学的竞争策略实现对版权的保护，让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

二是在科学性、有效性方面保证和提高“走出去”质量。

图书“走出去”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于合作出版的外文图书而言，如何使一种文本既保留原作固有的文化本色，又符合异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心理，译者的“再创”和外方出版机构的配合尤为重要。结合以往经验，我们深刻认识到“走出去”的一部分作品，的确因为翻译质量的问题而直接影响了目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所以，借鉴国外出版机构给与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资源的累积，并在外文审校方面由译者推荐审校者和海外编辑组成出版团队，尝试追求国际化编审校的出书方式，也能够助力输出图书主题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双向匹配。为保证原著主题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不走样、阅读流畅性不受阻”，我们须先对中文原书进行二次“修整”，联合原著作者的海外资源，寻请输出国相关内容研究的学者担纲译者，将他们的建议率先融入中文图书的修整工作中，而后进行翻译与校译。如此，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译文不是简单的外文编码，而是能够真正结合目标用户的语言特点及文化喜好，为译稿附上输出国家的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元素。

在图书“卖相”上，积极走访驻京外方出版机构，多方考察欧美、日韩国家图书装帧与设计元素风格，并与外方编辑、印制人员亲身交流装帧设计经验，通过微博、微信、邮件的渠道加入他们的设计团队，把自身遇到的装帧设计难题及时反馈给对方，大到封面文案、内文版式，小到装帧取材、装订压膜等所有问题，通过积极真诚的交流得以解决，并有了不小的收获。这些不仅保护了“走出去”图书的文化价值，而且提升了输出作品的海外市场共鸣度。

三是在方向性、地缘性方面着手和扩大出版“走出去”规模。

面对本土化发展的挑战、国际运营人才的缺乏、新媒体对读者的吸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于地方出版社而言，原本就属短板的出版“走出去”，在欧美市场开拓效果不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也尝试加强同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合作。借助我们在地缘文化、边疆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仰仗“扩大对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版权输出规模”的政策优势，积极寻求与境外非大型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务实跟进开展小语种图书的版权贸易。

  诚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扶持下，图书版权输出形势良好，相信我们的图书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扶持。而若要借助政策的优势，促成版权贸易的发展，就更需要优质的图书资源、专业的人才储备，以及完善的版权贸易管理体系，这可能是图书“走出去”工作的重点和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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